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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聚落遗产的保护困境与利用模式浅析——以山西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为例
发布时间:2021-03-31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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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乡土文明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而成


聚落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立体的有机系统。较之于城镇聚落,乡村聚落的保护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困难。山西拥有五百五十个中国传统村落,九十六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下,山西在乡村聚落保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乡村振兴和发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作为乡村聚落的代表,传统村落是乡土文化的有机载体。山西是中国北方汉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存数量最多、传统风貌保护最完整、村落集聚度最高的省份,是华夏农耕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如何使传统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并成为地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之一,是近年来山西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问题。目前已初步完成了《山西省传统村落传统院落传统建筑保护条例》(简称“三传条例”)的编制任务,起到了宣传、教育和抢救性保护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山西部分传统村落大量优秀的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存,保护现状堪忧。幸而,山西经济转型为传统村落的研究、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时代契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将成为山西地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


乡村聚落保护面临的困境


山西古村落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山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有:公众遗产保护意识薄弱、建设性破坏较严重、村民人居环境保护意识不强、保护政策与资金覆盖面小、古村落空心化率高等五个方面。这些问题关乎传统文化在村落空间中的延续、更新、传承。

公众遗产保护意识薄弱。当文化共鸣消失或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传统村落的居民将难以全面认识到历史文化资源各方面的综合价值,对传统建筑维护的意识和能力较差,也增大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自然衰败与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在特殊时期,山西传统村落的大量历史建筑遭到人为损坏,曾作为村庄围合边界的历史建筑和构筑物或被拆除,或被移为他用,幸存的传统建筑也出现屋顶坍塌、墙体破损、楼梯损坏和门窗腐朽等问题。同时,因维修费用高等客观原因,很多建筑被村民废弃或是推倒重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开始对历史留存宅院进行翻修或重建,致使部分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建筑也被改建或拆除重建,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


水利扶贫项目破坏了传统村落格局


时至今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开发旅游”“美丽村庄”“易地扶贫”等为借口破坏中国传统村落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更有甚者,部分地方政府还认为保护传统村落阻碍了经济发展,要求摘除“中国传统村落”帽子。究其原因,都是遗产保护意识淡薄、急功近利的思想在作祟。

建设性破坏较严重。随着人口不断增长,房屋产权更替、家族成员变化、聚落居民与外部联系交流频繁,以及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们对经济效益的期望越来越高,传统村落的空间布局发生了严重异化。聚落原有建筑空间或被遗弃,或被拆除重建。同时,由于对传统村落的多重价值缺乏深入挖掘,保护遗产的目的和范围都不够明确,缺乏明确的限制措施,导致很多新型甚至异形建筑大量出现,这对地方传统风貌与历史文化的原真性和持续性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日益“空心”的晋城市泽州县洞八岭村


就区位而言,紧邻城镇的传统村落往往会面临土地转让、建筑拆迁等问题;远离城区及交通要道的村落则多面临空心化、房屋废弃、基础设施差等问题。一些传统村落早期受认知、资金、技术水平的限制,缺乏先进的保护发展理念和完善的整体关联性保护规划,导致在城市化进程中遭到了严重的建设性破坏。比如,山西省孝义市贾家庄村近年来便遭到建设性破坏,其中,胜溪街孝汾大道、魏国大道等基础交通设施把贾家庄村分割成3个支离破碎的片区,切断了原有的历史文脉,损坏了景观环境。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窑掌村在原生态河流上新建了两座水泥桥梁,也同样破坏了村落的整体风貌和原有的山水格局。


人去楼空的晋城市泽州县石淙头村


人居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由于早期山西农村地区人口密集、住房紧张,产权较为复杂,传统院落多存在多户共用一院私搭乱建的现象,这不仅对历史风貌造成一定的破坏,而且不利于人居环境改善。有些地处偏僻山区的村落存在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建设困难等客观问题。虽然近些年通过实施“村村通”等惠民工程,各村道路、供电供水都已基本得到保障,但污水处理、垃圾回收、燃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仍然处于真空状态。

近年来,矿产开发导致大量地下水流失,美好的自然环境被破坏,人居环境逐渐恶化。如山西省孝义市下堡镇官窑村,村民用水主要依靠供水站定期将水运送到水塔,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各家水窖。多数村庄尚未实现集中供热,居民采暖以沿用传统煤炉和小锅炉为主,不仅煤耗高、热效率低,能源浪费严重,而且严重污染了空气。一些靠近市区的村落近年铺设了地上管道输送燃气,但管道外置破坏了村庄整体风貌。


晋城市阳城县月院村


保护政策与资金覆盖面小。由于部分地方政府保护意识薄弱和城乡政策长期偏颇,加之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制度与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监管缺失而治理无序。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划拨出专门用于遗产修缮的资金,或制定配套的保护政策,也未积极从社会上为遗产保护进行融资,导致可用于建筑保护、修缮的资金很少。原本在地居民保护意识薄弱、热情不高,加之缺乏正确的指导与激励,导致文化遗产整体保存状况每况愈下。在调查中发现,保护得好的传统村落往往集体经济状况较好、领导班子稳定;保护得较差的传统村落常常领导换任频繁、集体经济瘫痪、村落人心涣散,融资渠道被阻断或不畅,村落更容易消亡。

古村落空心化严重。有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中国就有近1.7亿名农民工离乡进城定居,其中大部分是年轻健康的农民工。从1990年至2014年,中国农村的就业人数下降了20%以上。据统计,2015年,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比在农村高出约21%。另外,乡村农业人口逐渐与耕地分离,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变糟的人居环境、缺失的文教体卫服务等也是导致农民离开故土的重要原因。


山西省柳林县金家庄村


随着劳动力和资本向城镇单向转移,贫困山区传统村落“空巢”“弃巢”现象越发普遍,其社会形态已几乎处于瓦解的边缘。而在城镇化、工业化、易地扶贫、撤村并点等政策的驱动下,古村落“空心化”进一步加剧。另外,受现代生活模式吸引,乡村年轻一代多已在城市定居,放弃从事农业生产,导致乡村发展主体缺失。乡村内生动力不足,传统文化断层,其衰败也是必然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初到晋城市泽州县洞八岭村时,只见村落多已人去楼空,有些房屋也已坍圮,此情此景,促使先生当即留下了“古村哀鸣,我闻其声;巨木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的声声慨叹。


乡村聚落保护的三种模式


古村落保护呈现“现代化”和“城市化”趋向


山西乡村聚落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共同组成的山西乡土文明,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山西多民族融合、多文化汇聚、多地形变化的特点,其境内的乡村聚落各具特色,承载了富于地域性的多元的人居理念和思想。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乡村聚落的修缮和保护受到现代技术、材料的影响,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趋向,导致乡村聚落的衰败甚至消亡。面对这项遗产即将流失的紧迫现状,及时采取合理的保护措施尤为重要。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山西省将聚焦乡村旅游主题,促进全省文化旅游业发展,在开发利用中保护和发展乡村聚落。乡村是人类文明的根基所在,乡村的魅力在于它不同于城市的原生态、自然性、农耕美。山西的乡村聚落是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化载体。山西着眼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养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乡村聚落资源,因地制宜,努力走出富有山西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并形成了几种颇具山西特色的乡村聚落保护与发展模式。


晋城市阳城县中庄村


博物馆式的乡村聚落保护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山西起步较早,如晋城市阳城县黄城村、晋中市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晋中市榆次区车辋村、晋中市祁县乔家堡村,都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针对各级文物进行了密集保护。他们按照文物保护要求,进行了大规模修缮,保护好了大量古建遗存。一般而言,修缮后的古建筑已失去居住功能,原住民大多已迁出,只能通过功能转换促进文物的开发利用。自2014年以来,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山西省加大了对集中成片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2017年,山西省选定晋城市作为沁河流域古民居文物密集区体制改革试点市,在文物本体保护、环境整治、文物的研究阐释、文创产品的开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上打破保护级别、地域、体制的限制,创新机制,统筹使用文物保护资金,每年拨款1000万元用于试点区域内文物的保护维修。晋城市有古建筑类文物5447处,特别是历代形成的太行古堡特色鲜明、随处可见。太行古堡是我国三大古堡群之一,是中国北方防御型堡赛聚落的典型代表,是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石。目前,晋城范围内遗留的太行古堡群多达117处,以湘峪古堡、窦庄古堡、郭壁古堡、柳氏民居、皇城相府、郭峪古堡、砥洎城、上庄古堡、中庄古堡、大阳古镇、碗子城、良户古村等为代表。晋城市阳城县沁河东岸有一个山水环抱、古色古香的村子,就是阳城县中庄村。中庄村毗邻晋阳高速,紧挨皇城相府,有近1500年的历史。这里自古民风淳朴,崇尚文化,曾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景观村落”“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目前,村庄已修缮一新,多处民居院落被改建为民宿客栈。此外,为了让文物活起来,山西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通过社会参与、文物认养、全民守护等方式大力保护山西的乡村聚落。

山西省灵石县静升村敦厚宅

 

集中连片的乡村聚落保护与发展模式。在住建部的支持和引导下,山西的乡村聚落保护由孤立静止的单个聚落保护模式发展到文化特征相近、聚落分布密集区域的集中连片保扩模式。传统聚落保护发展至今,由过去的各聚落独立重点保护模式逐渐演变为将其价值关联整合,进行区域性开发保护的新模式,从而重构了传统聚落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主要通过转译同一个区域内各传统聚落的历史格局,并解读其建筑肌理,发掘其内在关联性,以求达到集中连片保护的目的。按照市域分布数量来看,山西的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晋城、晋中长治、吕梁、临汾和阳泉等市;从县域分布数量来看,山西的传统村落主要集中在高平、泽州、平定、阳城、平顺、柳林、介休等县市。在进行集中连片保护时,传统人工记录手段远远不能满足规划需求,因而必须结合现代数据、可视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对各项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集中连片保护模式发展至今,综合运用现代R技术、空间句法分析手法、GS地理信息分析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手段、大数据等方法,整合全域范围内各传统聚落的资源,并分析各项不足,制定出整体保护发展计划。2020年,晋中市制定了《中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迄今为止,晋中市共有77个村落分5批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传统聚落中的文化遗产得到了基本保护,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基本改善,聚落内部保护管理机制基本建立。晋中市将以复兴传统村落为工作重心,在加强保护的同时,重新激发其内在发展活力,并进一步开展传统村落的保护示范工作,强化地方主体责任,从保护、利用和传承三个环节推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探索中国传统聚落的发展路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太谷北洸村三多堂


文旅结合的乡村聚落保护与发展模式。一是依托乡村的优美风光、宜人气候和有机农业发展观光休闲型乡村旅游,突出乡村慢生活,开发自然观光、城郊休闲、农事采摘等旅游产品;二是在文物古建集聚的乡村聚落中发展乡村旅游,发挥山西现存古建筑数量庞大、门类齐全的优势,高水平推进乡村古建文物等历史遗存完整保护和有序开发;三是发展客栈民宿型乡村旅游,保留乡村聚落的古朴韵味,延续古村落文脉,培育开发民宿度假等乡村旅游新产品;四是发展文化遗产型乡村旅游,将时尚元素融入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开发工作,让富有三晋特色的民间艺术、手工艺品等焕发新生机、彰显新价值;五是发展名人典故型乡村旅游,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神话传说、诗词曲赋、成语典故等资源,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六是发展红色文化型乡村旅游,以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等为载体,打造党史教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基地;七是发展名吃特产型乡村旅游,突出山西“面食之乡”和“小杂粮王国”的优势,弘扬乡村饮食文化,以“舌尖上的诱惑”吸引游客;八是发展生态康养型乡村旅游,打造集养心、养生、养老等功能于一体的康养旅游胜地;九是发展农俗体验型乡村旅游,开展特色民俗活动,发展乡村艺术,增强旅游产品的娱乐性、趣味性和参与性,让游人感受浓郁的三晋民风;十是发展研学科考型乡村旅游,依托引人入胜的地质奇观和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探索研学科考旅游模式新产品。


俯瞰晋中市榆次区车辋常家庄园


发展乡村旅游涉及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方方面面,在推进过程中,一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进行有序开发。二要处理好规划与建设的关系,按照“多规合一”的要求,强化规划引领,高端策划,审慎落笔,努力将每个乡村旅游项目都建成精品。三要处理好乡愁与标准的关系,在留住乡土味道、保持乡野风貌、再现乡风乡愁的同时,制定完善的地方性、行业性标准,以标准化引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四要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农民受益的关系,把以农促旅、以旅强农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主线,坚持共建共享,探索完善的多元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乡村旅游发展的红利;五要处理好市场运作与政策扶持的关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制定完善的政策举措,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晋城市沁水县郭壁村民居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并通过物态载体得以体现。传统乡村聚落作为特定历史时期风土文化或乡土文化的物态表现,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它达到了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高度统一,是百年之前高层次、高素质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经济形式、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及技术条件的滞后,它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理想和欲望,因而成为贫穷、愚昧、落后及不发达的象征。精神成果与物质条件撕裂,使得传统乡村聚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难以为继,难于固守和传承。由此可见,传统聚落只有在适应现代文明和当代生活方式,并在纳入新元素、注入新血液的情况下,不改变文化基因,进行一场文化载体更新,才能延续再生。